北宋詩人梅堯臣，他的詩歌寫作，多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疾苦。像《田家語》《猛虎行》，均為優秀的現實主義名篇。他的一些抒情詩，如《魯山行》《秋日家居》等，意境新奇，饒有情趣，開創了宋詩自然樸實之風。宋仁宗時的宰相王曙曾贊揚梅詩“自杜子美沒后二百余年不見此作”。

有一年梅堯臣好友謝希孟喜添小女，他戲作一詩：“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丑。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

說是戲作，實際上還是反映了“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生男生女本是造物所定，理當平等看待，但是家國同構的封建制度卻讓人毫無顧忌地重男輕女。

南北朝有位叫顏之推的老先生，他在“家訓”中就說：“女人主持家務，只需操持好酒食服飾等禮儀方面的事就足夠了。就國家而言，不能讓婦女參與政事;以家庭而言，不可讓婦女掌管家政。如果有智慧超群、通古達今的婦女，本當輔佐自己的丈夫，以彌補他的缺陷，才不會發生母雞代替公雞報曉的事……”性別歧視在其間已成天經地義。

也有外在表現“重女”，卻暴露了歧視婦女的實質。如楊貴妃獨占皇帝寵愛，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其父、其兄弟姐妹個個身價百倍。那時有這樣的詩句：“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為門楣。”

白居易更在《長恨歌》中說：“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有一天問曾經與他共同策劃陳橋兵變、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名言的趙普：“按禮教規矩是男尊女卑，可是為什么見了圣上，男人下跪，女人反倒不跪?”

滿朝文武大臣面面相覷，誰也答不上來，只有主客員外郎王貽孫起身答道：“遠古的時候男人女人都要下跪，到了唐代武則天當上女皇，才改為女人只拜而不跪。”太祖問：“你說遠古女人也跪，有什么根據?”王貽孫回答說：“有古詩為證，漢樂府《上山采蘼蕪》中不是有一句‘長跪問故夫’嗎?”

文臣王貽孫博學，總算打破了群臣失語的尷尬局面，也給讀書人爭了一回面子。如果真如王貽孫所言，到了唐代中期女人才不跪的，那還真得感謝這位則天女皇。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話雖這么說，幾千年的男尊女卑卻依然不是一朝一夕，或僅憑幾個條文、幾句口號就可以解決了的。就算到了今天，在就業、提干等諸多事情中，性別歧視的潛規則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女性的智商、學習能力與工作能力是一點不差的。試看，凡以“硬杠杠”衡量之事，或規則無隨意性的事情，較量的結果，女同胞往往都不亞于男同胞。像高考、演講比賽、文學寫作、影視表演等，女同胞都凸顯出自己的強勢。一些地方的大學生性別比例已經“陰盛陽衰”，女生大有超過男生的趨勢。當今著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中，女性不僅占有相當的比例，還由于女詩人、女作家觀察入微，情感細膩，構思獨到，描寫生動，其作品感人，在受青睞度上更占優勢。

論詩歌才能，“巾幗”不讓“須眉”，不由岔開去說兩句。人們熟知宋朝宰相王安石的詩文俱佳，卻很少有人了解宰相府里“滿門女詩人”。

王安石的妹妹、張奎的妻子就是位佳句層出的女詩人，她的“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曾讓無數詩人拍案叫絕。

王安石的女兒也時有妙語：“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人們爭相傳抄，并為之傾倒。

王安石的侄女、王安國的女兒也是出類拔萃的詩人，有詩道：“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方家贊其“別開生面”。

王安石的妻子吳國夫人則是位能文善詩的高手，她曾以一令小詞約請諸親游西池，詞中唱道：“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盡是詩家難得的灑脫之句。

說這些不是為了找例子證明女性的優秀和才華橫溢，而是像“滿門女詩人”這樣美好的景象，在哪一個歷史時期，都應該成為令人憧憬，也是所有人都愿意付諸于現實的畫面。

舊中國的男人，普受政權、族權、神權的支配，而女人除了這三權以外，還要受夫權支配。進入新的社會，舊有的不合理觀念大多遭到批判并逐步加以肅清，唯獨“夫權”因屬于人民內部的事，時隱時現，興衰不定，在不少地方不甘示弱，逆向冒頭。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性別歧視常常打著“效益”、“速度”與“公平競爭”的旗幟排斥女性，若干招聘啟事明示“不招女性”或“不招已婚女性”，而被貼“大男子主義”標簽者，也常常是因為不能平視和尊重女性之獨立人格和經濟權利而為人詬病。要徹底清除性別歧視，實現男女平等，還不僅僅是一件寫在詩本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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