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龍于飛，周遍天下。

五蛇從之，為之承輔。

龍返其鄉(xiāng)，得其處所。

四蛇從之，得其露雨。

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

一條龍背井離鄉(xiāng)飛翔，行蹤不定游遍了四面八方。

五條蛇追隨在左右，作為輔佐陪侍在它身旁。

有一天龍飛回到故鄉(xiāng)，得到了安身立命的合適地方。

四條蛇追隨在左右，得到了龍的雨露滋養(yǎng)。

一條蛇羞于再與龍蛇相處，寧愿干死在荒涼的原野上。

橋：《藝文類聚》作“槁”，是。

全歌自始至終以“龍”比喻晉文公，以蛇比喻追隨晉文公的臣子。前四句為第一部分，以龍飛天下，喻指晉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隨輔佐，喻指其追隨者的情況。據(jù)《史記》，重耳流亡，足跡遍及于狄、衛(wèi)、齊、曹、宋、鄭、楚、秦等國，其追隨者中最著名的是趙衰、咎犯、賈佗、先軫、魏武子等五位賢士，《左傳》所述五人與此有出入。

后六句為此歌的后一部分，說重耳返晉，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龍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賢士中四人得其封賞；羞于封賞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則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記》與《左傳》，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這是先秦系統(tǒng)的《龍蛇歌》與史書記載的一點重大差別。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傳》與《史記》中都是說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認為，重耳之得以回國立為晉君，乃是天意，而趙衰、魏武子等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竟獲得封賞，這是“上（指晉文公）下（指趙衰等人）相蒙”，對于這樣的君臣，是很難與他們和諧相處的。可見所謂“羞之”，也就是羞于與這些人為伍。故歸隱綿山，至死不出。

從自全名節(jié)、潔身自好的角度說，介之推確實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清高之士的一個典型。我國古代相傳至今的寒食節(jié)——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種說法認為即是為紀念介之推被焚而設，足見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賞，從歷史記載看來，大體上是做到了論功行賞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記》說：“晉人聞之，皆說（悅）。”介之推全盤否定文公的封賞，并由此而寧死也不愿為其效力，平心而論，其看法與做法都是過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這首《龍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詩法“賦、比、興”中的“比”，在近代修辭學中可以大別為“比喻”與“比擬”兩大類。“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擬”，則是將物擬人（簡稱擬人）或將人擬物（簡稱擬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蘇軾《海棠》），把紅海棠花說成“紅妝”（穿紅衣服的女子），是擬人；“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膚白皙、穿著素凈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蓮，是擬物。《龍蛇歌》以龍蛇比君臣，也是屬于擬物一類。“比擬”的寫法較之直言的“賦”體，從消極一面說，可以避免過分的直露；從積極一面說，則是可以更加婉轉曲達自己深刻的內心體驗。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龍蛇歌》中的“擬物”，與一篇中部分采用擬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為一種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種基本構思。因而，作品不僅在具體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這看似新奇的童話般的動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風云變幻的人間的活劇。至于此詩的語言風格，與絕大多數(shù)早期古詩一樣，顯得相當平淺樸實；但由于所述內容關系到一個有名的君臣關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關民情風俗的“寒食”節(jié)，所以雖只短短十句詩，仍是頗為耐讀、頗讓人尋味的。